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的资不抵债。
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从来不是纯粹自发扩展、自发调节的，而是内嵌在各种既定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之中，市场所处的法治环境必然会对市场的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等提出更多的新需求，进而形成庞大的投资需求。
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 我国经济不仅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正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2014年，我国出口增长同比仅增长6.1%，但仍接近全球贸易额增速的两倍。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到2020年，将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在城市。面对诸多困难、风险和挑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突破点何在？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此深感困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
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利用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根据十八大的部署，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以公共领域的投入带动需求增长。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各地应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推出一系列对社会资本有吸引力的公共项目，以创造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双赢的格局，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来源:学习时报 进入专题： 经济发展 。这就意味着我国将有更多的人步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
要适应未来城镇居民的需要，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我们应当不负重托，铭记于心，躬行于身，勤勉工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后，要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这一决定性作用，并不表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无用武之地。为城乡居民消费，创造更便利的途径和更稳固的基础。不应推诿塞责、消极等待，而应勇于担当，善作善为。其消费将增至原来的五倍，达到3.1万亿美元，相当于届时中国消费总额的35%左右。
这是中央的期望，人民的期待，历史的重任，时代的召唤。事实上，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改造，无论是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现代化还是地区之间基础设施连通性的增强，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政府应加大交通通讯、人才培养、医疗卫生、养老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为社会资本谋求新的增值空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更优良的环境。恰恰相反，政府在其中不仅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发挥作用的新的广阔空间。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取消和划转了所有非行政审批项目，推行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在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创新资源整合力度，形成创新合力，在重大技术领域尽快实现新的突破。
要加强对产权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化对市场运行的监管，有效遏制非自然性垄断等不公平竞争行为，为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根本前提和有利条件，以更好的市场软环境增强地区的发展活力和经济竞争力。比如：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重大技术创新基金等，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其他要素资源投入到符合国家总体战略要求的领域之中。
当今时代，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需要更大规模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单个创新主体很难拥有与创新需求相当的创新资源。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还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变农村交通不便、教育医疗设施不足、村容不整的局面。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发挥有力作用。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6月发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报告，2010年，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为3.3%，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多数行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相继分别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受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外需持续低迷。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得到更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近年来，铁路、电力、通信、石化、航空等领域的大型设备出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这些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
这一部分人群对更高品质、更富有个性化的产品具有强烈需求（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进入 刘树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十三五 经济波动 。
5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要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谋划，也就是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谋划，寻求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寻求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惯性，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就有可能滑出下限。同时，也不是靠简政放权、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就能解决的，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下滑惯性。
如果你说经济增速会出现回升，就说你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长的老路。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其政策含义是：宏观调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下限不断下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发展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还可加上一期，即新的政策探索期。
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第一种可能性，一路下行，由7%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或更低。从前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相关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十三五时期，应努力争取第四种可能性，但这并不容易。
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GDP增长率回落到1999年7.6%的低谷，回落了6.6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7年。从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经济增长率波动，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3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如图）。
这些论断和要求，对于我们探讨和分析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波动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以及2016年初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出台，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
也就是说，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他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